作者：
卢慧琳（清华大学 法学硕士）
朱德宝（主任律师 博士）
导论
2019年，北京互联网法院面对软件自动生成的司法大数据报告，认定其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但也不意味着他人可以无成本搬运；同年，深圳南山法院审理Dreamwriter案，却认定自动生成的财经文章具有独创性，属于法人作品。几年后，AI文生图案件又出现“构成作品”与“不构成作品”的差异化结论。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发〔2026〕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共5部分24条，覆盖人格权、个人信息、消费者权益、自动驾驶、知识产权、数据权益以及诉讼证据等问题。[1]
该《意见》是目前实务经验的集成体。最高法答记者问表示，在我国尚无人工智能专门立法的背景下，《意见》是对民法典、著作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等现行规范的解释与运用；对于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未经许可使用作品训练大模型等仍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暂不作规定。[2]
因此，理解《意见》的最佳方式是与近年的判决相结合：AI先后向法院提出作品资格、创作主体、人格权益、平台责任、训练数据、自动驾驶和证据真实性等问题；各地法院先作答，最高法再把可以统一的部分“合并同类项”。成熟共识被写成规则，尚有分歧的问题被交付判断因素，暂难形成共识的命题则明确留白。
《意见》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只有法律特别规定时才适用严格责任或过错推定；判断过错时，不抽象要求AI绝对安全，而是结合应用场景、自主化程度、透明度、潜在风险、影响范围、技术可行性和用户控制力动态评价。这样的弹性不是降低保护，而是把义务配置给真正有能力识别和控制风险的人。[3]
一、议题一：机器生成的内容，就不被保护吗？
（一）菲林案：作品资格被否定，投入利益不“清零”
菲林律所使用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生成《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百度百家号转载时删除了署名和引言。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软件使用者只提交关键词，未把思想感情转化为独创性表达，软件研发者也没有直接创作该报告，因此自动生成内容不构成文字作品。但法院同时认为，这类内容凝结研发者和使用者投入，具有传播价值，不能当然进入公共领域，最终判赔经济损失1000元及合理费用560元。[4]
该判决第一次把两个问题拆开，即不满足作品构成要件不等于任何投入利益都不受保护，为后续数据权益、竞争性权益等保护路径留下了空间。
（二）Dreamwriter案：创作可以提前发生，也可以由组织完成
同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理Dreamwriter案，涉案财经报道虽然由软件在收盘后两分钟内自动写成，但主创团队此前已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模板结构和语料风格上作出个性化选择。法院认为，这些智力活动与文章最终表达直接相关；软件自动运行只是技术路径，不能把此前的创作投入抹去，因而认定文章构成文字作品，并属于腾讯公司主持创作的法人作品，判赔1500元。该案一审判决已生效，被法院称为全国首例认定人工智能生成文章构成作品的生效案件。[5]
第一轮同题异答的共同点在于，法院一直在追问最终表达中究竟沉淀了多少可识别的人类智力投入。因此，《意见》并未确认AI生成内容一律构成或一律不构成作品。官方答记者问明确表示，可版权性问题仍有较大分歧，暂不作规定。换言之，这个问题尚未得出统一答案，仅保留既有著作权法关于“作品”“创作”和“作者”的基本门槛规制。
二、议题二：人给了提示词、AI进行了创作，AI画图的“作者”到底是谁？
（一）“春风送暖”案：提示词不是魔法咒语，关键是连续选择
在“春风送暖”案中，原告使用Stable Diffusion生成《春风送来了温柔》图片。法院通过庭审勘验还原生成过程：选择模型，编排正向和反向提示词，设置迭代步数、随机种子等参数，再经多轮增删与筛选确定最终画面。法院认为，这一过程体现了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图片构成美术作品，使用者是作者；被告删除水印后使用该图，侵害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500元。[6]
这份判决的判断始终带着限定条件，即生成内容是否体现自然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需要个案判断。
（二）“幻之翼”案与其他否定性裁判：没有过程证据就难证明表达来自人
张家港法院与苏州中院在“幻之翼透明艺术椅”案中认为，首次输入提示词后生成的图形，不能当然证明使用者对最终画面作出充分独创性贡献。[7] 甘肃两当县法院在进一步指出，仅作简单描述、从数张结果中择一，且不能提交参数调整、元素控制或人工修改证据的，生成图片主要是技术运作产物，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并且著作权登记也不能替代独创性的实质审查。[8]
这些结论与北京互联网法院“春风送暖”案看似相反，实则分别落在同一标尺两端，即提示词的具体程度、参数调整的密度、多轮生成与筛选、生成后的人工修改，以及能否提供完整留痕，共同决定人的贡献是否能够支持生成物越过作品的独创性门槛。
《意见》第14条在专利领域给出了更明确的人类中心立场，AI相关方案满足技术手段、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要求的，可以成为专利保护客体；但发明人仍只能是对发明创造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自然人。这释放出一致信号——法律保护的是自然人通过AI完成的创造性贡献，而暂时不会把主体资格赋予给模型。
三、议题三：AI“偷走”的脸、声音与作品，谁来赔？
（一）人格权益：从“未经同意”走向“未经同意＋可识别性”
在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中，配音师殷某的录音被提供给软件公司训练文本转语音产品，相关合成声音经转售后被大规模使用。北京互联网法院确立了“可识别性”标准——如果一般公众或相关领域公众能够根据音色、语调、发音风格关联到特定自然人，声音权益就延伸至该合成人声；对录音制品的授权，并不当然包含将表演者声音AI化的授权。法院最终判令文化传媒公司与软件公司赔偿25万元，而对无过错的下游采购、调用主体未判赔偿。[9]
AI换脸案件也沿相同逻辑展开。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认定，换脸软件未经许可把模特视频作为模板，以会员付费方式营利，属于利用信息技术伪造并使用他人肖像，判令道歉并赔偿3000元；其在后续类案中进一步把可识别的身体形象纳入肖像保护。[10]
《意见》第4条将其沉淀为四类规则：（1）未经同意生成、使用或公开可识别虚拟形象，可能侵害姓名权、肖像权；（2）未经同意以自然人声音作训练语料并生成可识别合成人声，可能侵害声音权益；（3）操控虚拟形象或声音发表不实言论、降低社会评价，可能侵害名誉权；（4）擅自制作、使用死者虚拟形象致其人格利益受损，近亲属可依据民法典第994条追责。同时，《意见》第8条又进一步推进救济环节，面对传播快、损害难逆转的深度伪造，法院可以责令行为人或平台停止相关行为、停止提供有关服务，但禁令不得超过必要限度。
（二） 平台责任：不是看谁“最后按下按钮”，而是看谁能控制风险
平台责任最能体现《意见》的分层方法。2024年广州“奥特曼”案中，纯提示词生成平台直接输出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法院认定平台侵害复制权、改编权，并判令采取技术措施阻止继续生成、赔偿1万元，裁判重点关注平台对生成机制与输出结果的控制、营利方式以及投诉与风险提示机制。[11]
同年杭州另一宗“奥特曼”案采用帮助侵权路径。平台向用户提供基础模型和LoRA在线训练服务，首页、推荐位存在多个明显侵权模型及图片，并从定向生成内容中获利；法院认为平台没有一般性的事前逐项审查义务，但在侵权明显、具备技术处置能力而未采取必要措施时存在过错，二审维持判赔3万元。[12]
而上海“美杜莎”案中，用户截取《斗破苍穹》角色图片制作图包，训练并出售LoRA模型，法院判令用户赔偿经济损失3万元和合理开支2万元，却驳回了针对平台的诉请。平台免责的关键并非一句技术中立，而是其服务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角色侵权并非一般管理者可即时识别；平台又设置用户协议、机审和举报机制，接到通知后及时删除并向共享数据的海外平台转送通知。[13]
上述三个案件表明，纯提示词平台对输出控制越强，越可能承担直接责任或较高注意义务；用户自主训练、发布模型时，平台是否“应知”，要结合侵权明显程度、推荐与获利、处置能力以及合规链条判断；用户明知在先作品、刻意追求实质性相似输出且无合理抗辩的，自身责任最难转嫁。
《意见》第3条把一般归责原则定为过错责任，《意见》第12条要求在著作权纠纷中综合考量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必要措施和获利情况。《意见》第7条则把民法典“通知—删除”机制改造为生成式AI人格权场景下的“通知—停止生成”，即合格通知须包含初步侵权证据与真实身份；平台收到后要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必要时屏蔽相关指令，否则可能对扩大损害担责；恶意输入侵权提示词的用户亦不能免责。需要注意，第7条直接针对的是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不能不加区分地扩张为所有AI版权争议的统一避风港。
与传统网络侵权中删除、屏蔽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同，生成式AI的风险来自模型持续生成同类内容的能力。因此停止生成往往还要延伸到相关生成指令。王利明教授据此将第7条概括为具有AI场景特征的避风港规则，它没有给平台附加全面事前审查义务，但要求平台在收到合格通知、具备处置能力后切断风险继续扩大的路径。[14]
四、议题四：能不能随便喂给AI“饲料”？
《意见》第6条处理的是个人信息，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侵权；但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仍应依法取得同意。合理范围要结合模型功能的必要性、信息类型和敏感程度、公开场景及个人可合理预期的用途判断。
《意见》第16条处理的是数据权益，开发者通过采集生成、衍生创造、受让或许可合法取得数据并享有相应权益的，法院予以保护；构成汇编作品、商业秘密，或者落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数据条款的，分别适用相应制度。同时，虚构干扰数据、恶意标注、对抗样本攻击等破坏模型运行安全的行为，也要承担责任。
关于“未经许可用作品训练模型是否构成复制、能否主张合理使用”的问题，最高法在答记者问中明确尚无共识，因此没有在《意见》中作出规定。但留白并不等于无规则，《意见》第12条要求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开发者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及科学理论依据；《意见》第17条允许法院在控制证据的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时作不利认定。数据授权协议、来源分类、清洗和去重规则、模型版本、测试日志与输出拦截记录，将从研发资料转化为诉讼证据。
五、AI进入产品和消费生活后，谁来为结果买单？——以幻觉、自动驾驶与算法交易为例
（一）AI“幻觉”：先分清服务与产品，再判断过错与责任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AI“幻觉”侵权案中，梁某因平台生成错误高校信息并作出“赔偿10万元”的回答，起诉要求运营公司赔偿9999元。法院认为，AI不是民事主体，生成的“承诺”不是平台的意思表示；无实物载体的生成式AI属于服务，不当然适用产品责任。平台已提示“AI生成内容仅供参考”并采取合理技术措施，原告也没有证明实际损害，故驳回诉请。该案被2026年最高法工作报告解读点名。[15][16]
这不意味着平台可以对幻觉放任不管。《意见》第3条要求回到具体场景、自主化程度、透明度、潜在风险、技术可行性和用户控制力判断过错；《意见》第9条又严格依产品质量法识别以实物为载体的AI产品，避免把所有算法服务都纳入无过错产品责任。法律不苛求模型零失误，但审查风险是否可预见、提示是否醒目、纠错与防错是否合理。
（二）智能产品与自动驾驶：缺陷判断从静态审查转向动态场景
自动驾驶领域则更能说明为什么需要提前搭框架。2025年广泛传播的“小鹏L3首判、车企承担70%责任”经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核查并无对应案件，小鹏汽车也确认事故和判决均属捏造。[17]（注：当前国内的自动驾驶属于L2级别，AI出错致损由驾驶员/车企分摊；美国已试点进入L4，即车企为AI致损全部买单。）《意见》第11条为未来真实案件设定分析顺序：交通事故责任适用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辆缺陷触发产品责任；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结合时按共同致害规则分配责任；虚假宣传另行承担消费者责任；掌握事件数据的生产者、销售者、运营者还负有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记录的义务。
《意见》第9条进一步明确，智能产品可能通过自主学习和持续更新改变性能，用户的实际控制程度也随场景变化，判断“不合理危险”要结合用途、自主学习与更新能力、用户控制程度等因素动态评价。王利明教授据此指出，《意见》推动缺陷判断由静态审查转向动态、场景化评价。[18]
（三）算法交易：效率不能以牺牲消费者真实知情和公平交易为代价
《意见》第10条把算法介入消费交易的风险落在“不合理差别待遇”上。法院应综合审查算法是否实质限制或损害消费者权益，是否利用消费偏好、支付能力、浏览记录等信息形成针对个人的交易条件，以及理由是否正当。规则并不否定供需匹配和个性化服务，而是防止算法在消费者不知情时把信息优势转化为不公平价格或条件。
六、程序实务关切：AI进法庭，必须可解释、可复核
如果说《意见》前16条主要处理“谁有权、谁负责”，第17至19条则回答“法院凭什么相信”。针对技术性强、信息不对称突出、关键数据往往由一方控制的难题，法院可以加强释明、调查取证和证据保全；控制证据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可以承担不利后果。与此同时，大数据分析报告与区块链存证不能凭“技术标签”自动获得更高证明力，仍要分别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分析方法、上链前真实性和平台可靠性。
诉讼环节
《意见》的关键要求
事实查明 | 法院可释明、调查取证和证据保全；控制书证、电子数据的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可能承担不利后果。 |
AI生成证据 | 审查提示词设计及其影响、与权利作品的相似程度、重复测试一致性，以及训练、算法和过滤机制。 |
AI辅助文书 | 提交前必须核实法律、司法解释与案例的真实性、准确性；提交时说明AI辅助使用情况，并由提交者承担责任。 |
妨害司法 | 删除合成标识、选择性呈现结果、对抗性干扰、伪造证据或虚构诉讼，可能面临驳回、罚款、拘留乃至刑事责任。 |
这意味着一次截图不再足以证明模型稳定生成侵权内容，可信的取证至少应保存模型名称与版本、生成时间与账号环境、完整提示词和参数、连续操作记录、多轮重复测试、原始文件及可信时间记录，并保留未删减、未筛选、未人工修改的证明。
结语
结合近年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对三类问题采取了不同处理方式。对AI换脸拟声、恶意诱导侵害人格权、算法不合理差别待遇、人格权禁令等已经形成共识的场景，《意见》将其写成明确规则；对著作权侵权责任、平台注意义务、智能产品缺陷、AI发明人的认定，《意见》给出因素清单和分层方法；对生成内容可版权性、未经许可用作品训练大模型等尚难形成共识的问题，则明确留白。
●对创作者与使用者，提示词、参数、版本和修改过程不是琐碎操作记录，而是未来证明作者身份、独创性与善意使用的核心证据。
●对模型企业与平台，用户协议、数据来源治理、事中机审、畅通投诉、通知后停止生成或删除、跨平台转通知，只是合规底座；义务强度还会随控制能力、获利方式与技术成熟度动态提高。
●对知识产权与人格权权利人，维权策略应从截取一个结果升级为证明稳定生成链条，同时组合使用合格通知、证据保全、人格权禁令和不利推定。
涉及人工智能的案件审理复杂，而法律却始终在追踪具体的人和控制节点——谁作出了实质贡献，谁知道风险，谁能够避免损害，谁掌握证据。模型的“黑箱”可以是技术事实，但不能成为法律免责理由，技术创新也不因存在风险而当然被苛以无法履行的义务。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2026年9月7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11101.html。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答记者问》，2026年9月7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11111.html。官方明确：我国尚未出台专门人工智能法；对AI生成内容可版权性及未经许可使用作品训练大模型的定性暂不作规定。
[3]王利明：《一部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司法文件——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人民法院报》2026年9月8日第2版。
[4]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转引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知产宣传周|菲林律所诉百度公司著作权案宣判，首次回应涉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问题》，2019年4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5_o6mQb1YBpkYEsanMk5hQ。
[5]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民事判决书。
[6]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民事判决书。
[7]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苏05民终4840号民事判决书。
[8]甘肃省两当县人民法院（2025）甘1228知民初187号民事判决书。
[9]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民事判决书。
[10]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22）川7101民初5472号民事判决书、（2024）川7101民初1197号民事判决书。
[11]广州互联网法院（2024）粤019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
[1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浙01民终10332号民事判决书。
[13]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5）沪73民终1189号民事判决书。
[14]同[3]。
[15] 《全国首例生成式AI“幻觉”引发侵权之诉》，载《人民法院报》2026年1月26日第3版。
[16]最高人民法院：《划重点！报告起草组负责人解读最高法工作报告》，2026年3月10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93251.html。
[17]新华网：《网传“L3级自动驾驶汽车首例判决”引关注 官方辟谣》，2025年2月17日，https://www.news.cn/auto/20250217/3f311fbc793e4bf8b999c49f3ce88b5e/c.html。
[18]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