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恶意囤积商标、攀附他人在先知名商标以及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行为频发背景下，我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规制力度持续强化。然而，恶意注册主体亦不断调整策略，通过商标转让等方式规避法律责任，损害在先权利人合法权益。权利人应如何有效应对此类行为？本文以笔者代理的某知名化妆品商标无效宣告案，从法律适用、恶意认定标准及实务操作角度展开分析，以期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一、案件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一）案件事实
2011年，汕头市某公司（以下简称“原注册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并于2012年获准核准使用于第5类“卫生巾”等商品。此后，争议商标历经两次转让，2013年首次转让至平顶山市某贸易公司，2015年二次转让至上海某生物公司（以下简称“被申请人”）。
申请人（某知名化妆品公司）自2003年起独立创立化妆品品牌，并在第3类化妆品类商品上注册同名商标。经长期经营，申请人已发展为涵盖化妆品研发、制造及品牌管理的多元化集团。2023年，申请人发现被申请人持有的第5类争议商标与其商标文字、字体完全相同，遂提起无效宣告请求。
经调查，原注册人名下累计申请注册商标1500余件，包括“佰草神”“一号专柜”“全棉世家”“李医生”“蓝月亮”“顺丰”“御泥日记”等大量与他人在先知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涉及多类商品及服务。
（二）双方主张
申请人主张：其商标经长期使用与宣传已具有极高知名度，争议商标系对其商标的复制摹仿；原注册人及被申请人具有系统性攀附知名品牌的恶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
被申请人抗辩：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核定商品类别不同，不构成近似；争议商标注册已逾12年，其受让后持续使用于第5类卫生巾等商品，应予以维持。
（三）争议焦点
争议商标是否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之情形？
二、法律适用与裁判要旨
（一）法律依据
实体法适用：争议商标注册于2012年，实体问题适用2001年《商标法》。根据该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商标应宣告无效。
程序法适用：本案审理程序启动于2023年，程序问题适用2019年《商标法》，包括证据规则及审理时限等。
（二）裁判观点
商标局经审理认为：
原注册人恶意明显：原注册人跨类别、大规模申请注册商标1500余件，其中多件与他人在先知名商标高度近似，明显超出正常经营需求，具有攀附他人商誉、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主观意图。
转让行为不涤除原申请人的注册恶意：被申请人虽主张对争议商标进行了实际使用，但商标转让后的使用行为不能消除原注册时的恶意。若允许通过转让规避法律制裁，将导致《商标法》遏制恶意注册的立法目的落空。
综上，争议商标的注册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三、案例评析与实务启示
（一）商标转让中“不正当手段”的认定标准
本案裁定中明确：商标无效宣告的审查核心在于注册行为的合法性，而非权利流转的正当性。即使商标经多次转让，若原注册行为存在恶意，后续受让方的使用行为不能成为维持注册的合法依据。此观点在“金牌”商标案（案号（2021）京行终6879号）判例中亦得到支持，突显行政、司法机关对恶意注册行为“溯源性打击”的立场。
（二）原注册人恶意注册的举证策略
系统性举证：权利人需全面梳理原注册人名下的商标申请记录，通过“量级对比”证明其具有规模化抢注特征。具体可聚焦以下维度：申请数量与类别即短时间内跨类别大量申请；标识关联性即抢注标识与他人在先知名商标的近似程度；经营范围匹配度即申请类别与自身主营业务明显不符。
法律依据强化：根据《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相关解释，批量申请、摹仿知名商标且无实际使用意图等情形可直接推定为恶意注册。本案通过原注册人申请记录与知名商标的高度重合性，强化恶意推定。
（三）新旧《商标法》衔接的“程序实体二分法”
本案精准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恶意认定实体上，适用2001年《商标法》的兜底条款，为打击历史恶意注册提供弹性空间；在案件审理程序上适用2019年《商标法》的优化规则，提升审查效率。
实务提示：权利人在处理历史遗留恶意商标时，需严格区分新旧法适用范畴，避免因法律援引错误导致主张被驳回。
结语
本案对商标转让场景下恶意注册的认定具有典型意义，商标注册行为的合法性不因权利流转而改变，原注册人的恶意将穿透后续转让行为。权利人应注重对原注册人历史申请记录的深度挖掘，通过系统性证据构建恶意注册的完整链条。同时，行政、司法机关通过“程序实体二分法”实现法律适用的精准化，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作者
徐美宇
律师、商标代理人
